《孟子》三考

摘要：《孟子·告子下》篇“人恒过，然后能改”之“恒”当读为“极”，是说人困于过，为过所困，才能改正错误；《离娄上》篇的“思诚者，人之道也”之“思”当读为“使”，是“做到”的意思，而不应该训为思想或追求；《尽心下》篇“仁也者，人也。合而言之，道也”当作“仁也者，人也；义也者，路也：合而言之，道也”，“人也”下脱去“义也者，路也”5字。

关键词：孟子、人恒过、思誠、脱简

   《孟子》一书，谈义理者多，讲考据者少。学者多以为其训诂不成问题，唯有其心性之论方值得深究。但事实上《孟子》一书也有不少训诂问题值得讨论。清儒王念孙（1744-1832）云：“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，小学明而经学明。”张之洞（1837-1909）也说：“由小学入经学者，其经学可信。”笔者以为，解决了《孟子》书的训诂问题，方能将《孟子》书之义理落到实处。训诂不明，讲《孟子》书之义理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就是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下面从《孟子·告子下》、《离娄上》、《尽心下》三章中选举三题，试作讨论，供治《孟子》书者参考。

一、“人恒过，然后能改”考

  《孟子·告子下》篇载有孟子一段名言，云：

舜发于畎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之间，胶鬲举于鱼盐之中，管夷吾举于士，孙叔敖举于海，百里奚举于市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人恒过，然后能改；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；征于色，发于声，而后喻。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。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。

其“人恒过，然后能改”一句，东汉赵岐（108-201）注云：“人常以有谬思过行，不得福，然后乃更其所为，以不能为能也。”北宋孙奭（962-1033）疏：“又言人常以过谬，然后更改而迁善。”南宋朱熹（1130-1200）集注：“恒，常也。此又言中人之性，常必有过，然后能改。”清焦循（1763-1820）疏：“《尔雅·释诂》云：‘恒，常也。’《礼记·乐记》云：‘过制则乱，过作则暴。’注云：‘过犹误也。’《仲尼燕居》云：‘不能诗，于礼缪。’注云：‘缪，误也。’是缪即过也。思误则行误，因致愆咎，故不得福。更即改也。始以缪而不得福，一更改即能得福，是以不能为能也。”都是将此“恒”字训为“常”，以为与下文“国恒亡”之“恒”字同义。近人杨伯峻（1909-1992）本之，将其译为：“一个人，错误常常发生，才能改正。”今天谈《孟子》者，从大师到童蒙，理解莫不如此。

但“人恒过，然后能改”说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。我们不能说只有常常犯错，才能改正错误。为什么？道理很简单，因为“恒过”不是“改”过的条件。如果“改”过一定要“恒过”的话，“恒过”就成了“改”过的必要条件，是必不可少的，不“恒过”则不能“改”过。人难免犯错，但不能“恒过”，常常犯错，不能为常常犯错找理由。有过则改，岂能“恒过”，“然后”才“能改”？可见此说是不能成立的。

笔者认为，“人恒过，然后能改”当为读为“人极过，然后能改”，这里的所谓“恒”字实乃“极”之借字。

出土文献中，“极”常常写作“恒”。

《周易·系辞传》：“是故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” “极”字马王堆帛书本作“恒”。笔者一九九二年曾著《〈帛书系辞释文〉校补》一文，认为“恒”字乃是“极”字的误写。尽管饶宗颐不认可，但李学勤、张政烺（1912-2005）、裘锡圭都有相同的意见。 

郭店楚简《鲁穆公问子思》篇“恒（亘）”字四见，屡有“恒称其君之恶者”说。陈伟指出，“恒”训“常”，常常指出君主的过失，语义似不如读“亟”。先秦古书只有“亟（极）称”、“亟（极）言”的用例，而不见“恒称”用例。这是说“恒（亘）”当为“极（亟）”字之误。裘锡圭认为“其说甚确”，并进而指出：“在我们所能看到的、数量不能算少的战国时代的楚简里，基本上是借‘亘’为‘亟’的。已有学者指出，‘亟’和‘亘’不但字形在楚文字中相似，而且上古音也相近，二者的声母皆属见系，韵部有职、蒸对转的关系，所以楚人会以‘亘’为‘亟’。”

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第三册《亘先》篇，有“亘先无有”、“亘气之[生]”说，整理者读“亘”为“恒”。裘锡圭却认为“从楚简用字习惯和《亘先》文义来看，‘亘先’、‘亘气’应读为‘极先’、‘极气’”。

这些意见，得到古文字学界的普遍认同，当属可信。由此看来，《孟子·告子下》篇的“人恒过，然后能改”的“恒”为“极”字之误，也是完全可能的。

    “极”有困窘、疲困义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篇：“今王田猎于此，百姓闻王车马之音，见羽旄之美，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‘吾王之好田猎，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，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。’此无他，不与民同乐也。”又《离娄下》篇：“有故而去，则君搏执之，又极之于其所往。”赵岐注：“极者，恶而困之也。”西汉王褒（约前90-51）《圣主得贤臣颂》：“庸人之御驽马……胸喘肤汗，人极马倦。”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：“顾司空未知名，诣王丞相，丞相小极，对之疲睡。”清吴善述《说文广义校订·木部》：“极，又因穷极之义引为困也，病也，疲也。”这一解释非常正确。

    因此，《孟子·告子下》篇“人恒（极）过”之“极”义当为困或病。“人极过，然后能改”，是说人困于过，为过所困，吃够了过错的亏，受够了过错的罪，饱经教训，才能痛定思痛，改正错误。而不是说“错误常常发生，才能改正”。 

《孟子》下文紧接有“出则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”句，估计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，人们不慎将这里的“极”与下文的“恒”相混了。 

二、“思诚者，人之道也”考

《孟子·离娄上》篇又云：

悦亲有道：反身不诚，不悦于亲矣。诚身有道：不明乎善，不诚其身矣。是故诚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诚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诚而不动者，未之有也；不诚，未有能动者也。

其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诚者，人之道也”一句，赵岐注：“授人诚善之性者，天也；思行其诚以奉天者，人也。”孙奭疏：“诚者是天授人诚善之性者也，是为天之道也；思行其诚以奉天，是为人之道也。”朱熹集注：“诚者，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，天道之本然也；思诚者，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，人道之当然也。焦循疏：赵氏佑《温故録》云：《中庸》言“诚之”者而下详其目，故以“慎思”为“诚之”一事，乃就所学所问而次第及之，然后进以“明辨”、“笃行”。《孟子》浑括其辞，独揭一“思”字加本句上，则统所知所行而归重言之，明示人以“反求诸”身为诚身之要，惟思故能“择善”，惟思故“固执”，君子无往而不致其思，无思而不要于诚。故曰“君子有九思”，曰“思不出其位”。孟子尝警人之弗思，而教以“思则得之”，“先立乎大”。可见，从赵岐以来的注家，无不以“思诚者”之“思”为“思想”之“思”。杨伯峻因此将其译为：“诚是自然的规律，追求诚是做人的规律。”将“思”译作“追求”，是由思想义而引发，非常清楚。近年来金良年的译文也同。

《礼记·中庸》篇有一段与《孟子》此章近似的文字，曰：

诚身有道：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诚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

所谓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”即《孟子》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诚者，人之道也”。“诚之”即“使之诚”、“事之诚”，也就是“做到诚”。由此看，《孟子》所谓“思诚”，“思”不应该是思想或追求的意思，而应该是“使”、“事”，也就是“做到”的意思。这就是说，《孟子》所谓“思诚”之“思”，并非本字，而是假借字，是“使”或“事”之假借。

    从古音学而言，“思”假借为“使”或“事”完全有可能，因为上古音它们韵母都属之部，声母同属齿音。

今本《孟子·尽心下》篇为什么会少“义也者，路也”五字呢？我想很可能是脱简所致。《孟子》这一段话原本很可能由三简组成，第一简是“仁也者，人也”，第二简是“义也者，路也”，第三简是“合而言之，道也”。在流传过程中，第二简脱落，人们将第一简和第三简连读，结果就变成了今本的“仁也者，人也。合而言之，道也”。郭店简《语丛一》第六十九简“父子，识上下也”，第七十简“兄弟，识先后也”，每简都是六字。第九十三简“仁义为之臬”、第九十二简“爱善之谓仁”、第九十八简“丧，仁之端也”，每简都是五字。其书写或许就与《孟子》这一段话的原本差不多，我们可以借鉴。

作者：廖名春，历史学博士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，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学术思想史。北京   10008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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